中国经济上一次出现增速放缓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当时储蓄率出现下降。如果中国经济再经历一次增速放缓的情况，消费水平就能和国人大幅增加的收入水平相匹配。
　　政策措施可能有助于中国经济恢复平衡。如果中国公民对农村土地有更大的支配权，在国有企业的持股份额进一步上升，那么更多的财富将从国有企业和政府向消费者转移。改革金融体系以更好地为民营企业服务也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企业家如果能从金融机构获得所需资金，那么他们就没必要为了投资而首先进行储蓄。
　　中国本届政府在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能降低居民的储蓄动机，但在社保上投入过多资金可能和中国经济再平衡的目标背道而驰。毕竟会有一部分家庭收入被拿来缴纳社保费，这会消耗本可用于消费的资金。
　　对中国贸易顺差感到不安的人纷纷呼吁人民币升值，但这没有考虑到中国需要通过降低储蓄率来实现经济的再平衡。旨在促进消费的结构性经济改革所导致的混乱恰恰需要通过人民币贬值来维持经济增长。
虽然2011年的储蓄和投资数据尚未出炉，但我们知道这一年中国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进一步收窄。这意味着或是投资率进一步上升，或是储蓄率率终于开始下降，或是这两种因素的某种组合。如果事实证明是第一种因素在起作用，那么情况没有多大变化。中国经济想要真正恢复平衡，储蓄率必须从峰值往下降。
　　坦率地说，中国经济的内外失衡，注定了我们要在宏观调控与人民币升值这两个难以选择的目标之间作出权衡。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研究员，本报特约供稿人。
　　故此，我们对下半年经济形势的变化趋势可得出这样几个基本判断：一是我们事实上很难维系住连续的紧缩性政策（即所谓加息周期）；二是投资增速下来之后，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将会进一步增大，预计年内升值速度将可能加快；三是还会加剧银行体系的流动性过剩状况。如果房地产价格上涨能得到行政控制的话，股票市场将成为过剩的流动性宣泄的唯一场所，预计年内股指进一步上涨的概率会增大。
　　继2005年四季度及全年实现9.9%的增长率之后，今年一季度的年同比GDP增长率为10.2%。这一增速大大高于早先公布的2006年经济增长率为9.1%的预测值。近来，对今年第一季度经济偏热原因的解读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十一五”开局之年政府相关项目上得过多过快，即新一轮换届周期导致经济过热是导致经济偏热的主要原因。但是，经过仔细分析后我发现，强劲的外部需求是导致经济偏热的主要原因之一。
　　因为，全球经济短期向好。最近，IMF将全球GDP增速调高0.6个百分点至4.9%，OECD领先指标显示短期内全球经济增长态势良好。在此背景下，中国第一季度经济增长高于预期，更主要的影响因素是中国出口继续增长强劲。其中，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度高于2005年第四季度（应该看到，这是在政府项目大量上马带来了建筑机械进口激增的情况下）。而对外贸易继续快速增长，同比增长25.8%%，比上年同期加快2.7个百分点，贸易顺差达到233亿美元。
　　与此相一致，一季度投资增长也保持强劲势头（增长27.7%），尤其是贸易部门（制造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尤为强劲，一季度的增长率为36%，而2005年增长率为39%。在非贸易部门，固定资产投资的年同比增长率相对平稳，比如服务业为28%，包括房地产业（20%）和公用事业（头两个月为12%）。由此，我们认为，中国经济中内部因素的影响力实际上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但外部因素的影响却还在不断增大。这种高度外向型经济体内外失衡的典型特征非常明显。
　　在此，所谓“内部失衡”主要是指中国经济中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恶化趋势。按去年统计局调整后的GDP计算，中国的消费率是非常低的，仅为55%，而同样为外向型经济体的日本和韩国，历史上消费率最低的时候，也在60%至70%。中国消费率之所以会过低，既有社会保障体系严重滞后、房价上涨失控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并导致储蓄率过高，但更为重要的影响因素是投资增长太快。事实上，这些年来中国的消费需求也在平稳增长，但中国的消费增长依然远远落后于投资的扩张。日本的投资消费比在上世纪70年代曾达到过最高峰，高达70%；韩国的最高时期是在上世纪80年代，这一投资消费比也曾达到过60%。而中国在2005年投资消费比竟高达77%，并有进一步上升趋势。根据日韩的经验显示，外向型经济体的脆弱性使得这么高的比例是不可能持续的，一旦全球经济波动（特别是美国经济出现波动），这样的经济体很可能在将来的某个时候会突然下滑（硬着陆），并经历一个漫长而痛苦的通缩调整期。
　　事实上，中国的投资消费失衡真正令人担心的地方还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从投资的质量或效益上来看，中国比日韩的情况可能更低。在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模式下，现行的政绩考核体制驱动着银行将大量信贷资源投向资本密集型、高能耗、高产值的产业和政府形象工程项目，以致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发生率远高过世界平均水平。
　　在国际上，有一个反映投资效率的经济指标“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这个指标的意义是指每增加一块钱的国民生产总值，需要投资几块钱。数据显示，美国、德国、法国和印度等国每增加一亿元的GDP需要投资一到两亿元，发改委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的这一指标为5亿元。也就是说，人家的增量资本产出率是1至2，而我们的这一指标数为5。另外，如果根据国际的经济资料库数据测算，最近三到五年的中国ICOR可能更高，估计在5至7之间。所以说，中国的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失衡，就显得更加令人担忧了。
　　二是根据宏观经济学理论，投资直接关系到要素的分配。如果资本要素增加很多，而劳动要素比重偏低，那么劳动收入部分对资本收入部分的相对比重就会降低。因此，过高的投资率造成了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缓慢，导致分配结构扭曲，即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并导致投资与消费之间关系进一步恶化。
　　而“外部失衡”是指中国同时存在着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双顺差”。从宏观经济学的国民收入恒等式看，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必然会出现贸易顺差，过剩的生产能力必然要寻求外部需求平衡。因此，内部失衡与外部失衡中的贸易顺差乃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从1999年到2004年，中国的外贸顺差基本上维持在GDP的2%左右水平，但2005年外贸顺差大幅度提高，跃升到GDP的5%左右水平。随着中国外贸依存度的不断提高，来自国际上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也在不断增加。
　　当然，究竟是内部失衡还是外部失衡导致了目前中国经济的内外失衡格局的形成，似乎很难分清，倒可能是相互交织和相互转化的，这种经济格局也使得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处于进退维谷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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