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完善了传统会计在资产、负债、收入、费用的计量上存在的缺陷在传统会计中，只有存在财产所有权的东西才有价格，才能以货币进行计量，才能在企业的会计帐表中得以反映。而如空气、海洋、臭氧层等对人类至关重要但无所有权的事物却不能成为传统会计核算的内容，企业对这些事物的使用和损害并不记入企业的经营成本，这不仅使企业的成本虚减，利润虚增，更为严重的是，这种“默许”无疑可以视为是对以牺牲环境来取得目前利益的行为的一种鼓励。而绿色会计则充分强调环境资源的有限性和稀缺性，是全人类所共同拥有的“财产”，必须赋之以价值和价格，并对其损耗予以补偿，从而使企业的责任向社会延伸，迫使企业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综合考虑，真正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5、在会计原则上发生了变化绿色会计应在核算中体现社会性原则、最小差错原则等。社会性原则，是指核算单位应站在社会角度衡量企业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即应将包括环境因素在内的社会效益和社会成本进行比较，以此考察企业经济活动的真正效率。最小差错原则，是指绿色会计在计量上存在相当的模糊性，所以绿色会计计量不可能做到绝对准确，它带有较大的主观性，但应遵循最小差错原则，做到相对准确。
　　二、绿色会计的产生和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世界范围的科学技术革命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进入了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切促使西方国家把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建立在大量消耗自然资源的基础上，自然资源长期处于被极度开采的状态。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人口的剧增，需求的增加，更进一步加剧了对自然资源的强度消耗，从而造成能源紧张，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纵观全球社会经济所依赖的资源基础、生态环境，已呈现资源入不敷出，“正在靠向未来借债而生活”的时代。为解决这一矛盾，部分西方经济学家、环境学家、社会学家和生态学家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着手研究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问题。1971年，比蒙斯（F.A.Beams）在《会计学月刊》上发表了《控制污染的社会成本转换研究》；1973年，马林（J.T.Mar lin）在《会计学月刊》第2期上发表了《污染的会计问题》，从此绿色会计的研究和发展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
　　1983年以来，世界银行更积极鼓励修订现行的会计体系，增加环境项目，提出建立一套与联合国国民会计体系相配套的环境辅助帐户的建议。1989年1月，联合国国民会计体系专家小组接受了该提案，经过修订的国民会计蓝皮书已于1993年发表，包括的内容有对绿色会计的讨论，对提出的辅助帐户作了肯定，并批准收益计量时应考虑计算环境成本问题。
　　19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一些财税专家也紧跟国际绿色潮流，就有关绿色会计税收进行了研究，国家相继开征了资源税和排污费。1992年中发办7号文件明确提出：“运用经济手段保护环境，按照资源有偿使用的原则，要逐步开征资源的利用补偿费，并开展对环境税的研究，研究并试行把自然资源和环境纳入国民经济的活动核算体系，使市场价格准确反映经济活动造成的环境代价。”
　　1995年3月，国际会计与报告标准政府间专家工作组第十三届会议召开，主题为绿色会计，这标志着环境问题作为世界发展的重要课题已向纵深发展。丹麦更在同年通过了绿色会计法，强制要求高污染企业提交绿色会计报告，内容包括企业消耗的能源、原料以及污染信息等，成为第一个采用绿色会计的国家。我国也于1995年初步进入“绿色GDP”阶段，在此阶段，国家制定的能源价格、资源价格、环境价格、生态补偿规则等都以绿色会计制度为依据。
　　1998年2月，联合国国际会计与报告标准政府间专家工作组第十五次会议讨论通过了《环境会计和报告的立场公告》，这是国际上第一份关于绿色会计和报告的系统的国际指南。
　　在我国，2001年召开的九届政协四次会议上，致公党提出“关于实行绿色会计制度的建议”，国家财政部高度评价了该提案，认真落实有关建议，并于当年成立了环境会计专业委员会，促成了全国首届环境会计专业会议的召开。次年，我国财政部的有关领导提出将要启动绿色会计；及至2007年两会之际，节能环保多次被提及，从全国范围上看，自上而下，都把节能环保放在举足轻重的位置上，绿色会计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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